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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的通判孙琦所阻，不肯在公文上连署，称既有相邻作保便应释放，以致迟迟不能执行。
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事务局的探子们不可能不知道，他们也奇怪这个里长害了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大家还肯为他作保呢？于是探子们暗中展开调查，周围的百姓告诉他：我们其实受尽了这个里长的祸害，只是官府太怕事，逮捕以后没过多久就将其放了。缉捕时如果我们不为他求情，出来后他就变本加厉伤害我们，探子们觉的此事太过蹊跷便作为奇事上报。
赵昺看了却不敢大意。他知道通判是“通判州事”或“知事通判”的省称。宋初，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，防止知州职权过重，专擅作大，宋太祖创设“通判”一职。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，辅佐郡政，可视为知州副职，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的包括州郡官、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，又见通判的兼有监察官性质。
知州向下属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，通判之名，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。通判的差选，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，后改由转运使、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。通判之掌除监州外，凡兵民、钱谷、户口、赋役、狱讼听断之事，皆可裁决，但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。
因此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，直隶州通判级别多数为从五品和正六品，散州通判级别为从七品和正八品。而直隶州知军、州事为从三品和正四品，散州知军、州事为从六品和正七品。与权级别有一定的相差，亦为大小相制之意。太祖的意思是以此解决州郡成为独立王国的问题，同时也有利于监察**现象，如此一来中央与州、县的关系，即如心之使臂、臂之使手，指挥自如了。
此前赵昺主政琼州，一则以为屁大的地方，已有三级领导班子没有必要再设置如此多的官员；二则也是自己手中可用之人不多，因而通判一职空设。而朝廷迁琼后，为了安置随行朝前来的众多官吏，他才着礼部选人填补州县各级班子，而行政之事自己又不便插手，便未做过多的关注。
这看似只是一件‘奇事’，事务局也是投自己所好上报来的，可见此事确实也算不得大事，但是赵昺却不如此以为只是件稀罕事。而从表面看，事件是一个说的是坏人作恶，受害者不敢怒更不敢言，一个讲的是皇家统治者如何评价下级，一个涉及皇权时代的司法**。三者表面上毫不相干，它们的当事人也未必有多少勾连，但仔细一想，就可以现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。
那个里长之所以有恃无恐、胡作非为，无非是因为有地方官包庇。而地方官为什么要包庇呢？一个可能是他们想做太平官，混几年就回京城；更大的可能是收受了大盗的贿赂，为了控制大盗，得“留水养鱼”。宋朝末年官场**至极以不是什么秘密，小官小捞，大官大捞，少数人甚至贪腐到让人指的地步。而这些地方官们为何如此胆大包天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：皇家人高高在上，只知道在深宫中听汇报，而不深入民间调查研究，经常是非不分、黑白颠倒，贪腐官员随便用点心计就可以将其蒙骗。
赵昺以为这位孙通判贪腐倒是不一定，因为其初来乍到与地方接触尚浅，一个小小的里长还入不了其眼睛。再说当下琼州在天子脚下，又有众多的官员看着，他不敢过于放肆。其如此从表面上看更像是中央下派官员是在向本土官员立威，以此表明其立场。
从深层次看，赵昺以为是惯性使然。在**统治一代高过一代的情况下，君主和上级的意志决定着官僚们的生死荣辱，使官僚们难卜吉凶祸福，无所适从。而古代的官吏们普遍以食禄任官为固定职业，只对君主和上级负责而不问社会效益和百姓疾苦，只知墨守成规，按例办事而不问实际情况的变化，遇事模棱两可，行动迟缓，推诿责任，苟且偷安。
一事当前，官吏先是要揣摩朝廷和上司的意图，竭力迎合，才能保住俸禄和生命，造成了大家普遍的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的自保心理和无为作风。当下皇帝出征在外，以孙通判所想，皇帝当然希望家里平安无事，百姓安乐，若闹这么一出，岂不是给皇帝添堵，给朝廷抹黑，因而想将此事借百姓之口化于无形，对上对下都能交待过去。
而另一件事情则让赵昺觉的问题更严重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