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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广州同文馆创办的缘起，当然与19世纪后期外语人才紧缺有关。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之前，朝廷深恐“夷文夷字”败坏道德人心，所以严禁百姓学习，谁学了谁就要吃牢饭。国门被轰开之后，官方开始被迫跟洋人打交道了，但手头几乎没有懂外语的人可用。林则徐是“开眼看世界”的第一人，可他费尽周折，才请到了几个向传教士学过英文的读书人为他翻译各种资料；朝中大员琦善受命南下办理“夷务”时，找的翻译居然是只懂几个英文字的乡间地痞，可见懂外语的人在当时有多奇缺了。
懂外语的人无比稀缺，但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却迫在眉睫。1858年6月签署的《天津条约》规定，以后英国文书都以英语书写，暂时仍以汉文配送，等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之后，就不再配送汉文，对文字有争议的地方，也以英文为准；1860年，清政府又被迫允许外国使团在首都驻扎。那时，官方没有精通外语的“自己人”可用，与外国人打交道，要么依赖对方提供的翻译官，要么就得向那些“自学成材”的民间“通事”（即翻译）求助。可前者肯定会偏袒对方，甚至不惜对中国人连哄带骗，用李鸿章在《奏请广方言疏》中的话来说，就是“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”；后者在江湖上跌打滚爬多年，最大特点是“见便宜就占”，晚清外交家、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前就曾向两宫太后特别申明：“通事刚八渡（指买办）等人，大半唯利是图，断无忠贞之悃，臣不敢携带。”
洋翻译靠不住，土翻译又太世故，官方外语学校的开设就势在必需了。于是，在洋务派的推动之下，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开馆；紧接着，上海同文馆与广州同文馆于之后两年相继开馆。在上海、广州两地开办同文馆的原因，李鸿章在《奏请广方言疏》中说得也很明白，“惟是洋人总汇之地，以上海、广东两口为最”。从1864年开馆，到1905年改为译学馆，广州同文馆存在了数十年之久，成为岭南官办外语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何宏俊并没有动用家里的关系去广州同文馆，而是以学子的身份准备先去广州同文馆看一看，想看看这时候中国最好的学院是什么样的，在他的印象中，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京师同文馆了，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，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。先设立英文、法文、俄文班，后陆续增设德文、日文班以及算学、化学、万国公法、医学生理、天文、物理、外国史地等。招收学员，最初从八旗儿童中挑选，后来从贡生、举人提高到进士、翰林院编修、检讨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，年龄放宽到30岁，也不专限八旗。学制分三年、五年、八年不等。除汉文外，其他课程均聘外国人教习。该馆还设有印刷所，译印数、理、化、历史、语文等方面书籍。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。前后办理20余年，入馆学员约300人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的前身）。
广州北大门朝天街，这就是广州同文馆的所在地。何宏俊走了进去，没有听到朗朗读书声，也没有看见几个真正的翻译洋文的读书人，反而是大多数人都拿着四书五经再看，何宏俊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，在里面转了一圈，没想到去碰见了一个熟人，这个人就是哈巴安德，随即就走了过去向他打了招呼。
“你好，哈巴安德先生，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你。”何宏俊说道。
“见到你我非常高兴，我是这里的英文教习，虽然这里的学生都不喜欢学习英文，但是这里的报酬，很高。你知道的我很需要钱，我要办我的学校。当然现在是我们的学校。”哈巴安德诚实的说道。
既要培养外语人才，聘请外教当然是重中之重，广州同文馆对此可是不惜重金。根据章程，同文馆给西洋教习开出的报酬是每年1200两银子，另外每年还有近200两的笔墨银，要知道，那时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四五百两银子，再看当时的房价，根据老画报上的买卖个案，三四百两银子都能买一个宅院了。由此可见，西洋教习一年的收入，足够买三四个宅子了。
除了外语，同文馆还十分看重经史子集的学习，这是官方眼里不可逾越的“根本之道”，所以还必须聘请汉语教习。不过，汉语教习的报酬就低多了，每年只有480两，笔墨银也只有48两。但是，把这个数字拿出去比一比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
教习收入高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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