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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是商业贸易，必然还涉及到更高层面的许可。
秦家的大宝船数千料，排水量千吨，一次能载百万斤货物，铜料海运回来，运输却是比较方便的。
一百五十八万斤铜，也就两条大宝船就装完了。
不过能买到这么多，却不易。
“我们秦家这几年在倭国可没少投钱，咱们又出技术又用本钱的，倭国权贵们出矿出人，这合作当然好了。”
倭国盛产铜，但一直以来他们采矿的技术不行。
秦家主动找上门去谈合作，提供堪探开采以及冶炼加工技术，还包销，其中利润还是很高的。
此时的倭国虽说是大和朝当政，可天皇也只是名义上的君主，实际上地方上还是各大豪族掌权当政，连大和朝廷也基本上是苏我氏这样的门阀掌控了。
这些年苏我氏家族主导下的大和朝，全面效仿大唐改革，各方面都算进步不小，朝廷也算是一点点的从权贵和地方豪强手里收回了不少权。
班田制等的推行，确实让朝廷有些像样了。
但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尤其是之前苏我氏家族做为大陆派，一直是跟百济国关系友好，同时主导攻新罗的，这一决策，让他前些年跟大唐关系陷入危机，唐朝授权的许多劫掠船在倭国沿海劫掠，加之海上贸易的封锁，让刚开始改革兴盛的大和朝廷差点就崩溃了。
甚至还引发了朝中几场政变。
好在最终苏我氏主动向大唐低头认错，而大唐这边在如秦琅这样海贸派的努力下，也开始减轻了对倭国的打压封锁。
正是在这种局势下，秦家带技术带资本进入倭国，既打通了倭国朝廷，也跟地方豪强们积极展开合作。
一边是宝船重返，输入大量倭国需要的工商货物，一边是跟各地豪强合作采银挖铜，豪强们需要大唐的货物，但大唐的货物太好，贸易尽是逆差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只好通过输出银铜来填补这个逆差。
而另一方面，大和朝廷也通过对银铜矿山的开产和出售进行征收重税，来加强财政收入。
“现在不仅我们秦家，还有好些大唐豪强进入倭国开矿，仅铜矿现在就有十三处之多。倭铜矿储量丰富，仅我们投资的桧木谷铜矿，还仅是熊野铜矿山的矿洞之一，去年一年就采了四十多万斤！”
“而足尾铜矿去年更高产七十多万斤，而最大的别子铜矿，去年产了一百多万斤。”
相比之下，大唐铜产地多在偏远的西南之地，而且产量较低，更麻烦的还在于挖出来的铜矿运输出来不易，并且，滇铜质量还差，往往铸不了钱。
从先秦以来，到隋唐，钱荒一直没断过。
钱荒导致商业受限，甚至劣币驱除良币，更发生铜比钱贵的现象，这些年大唐多管齐下，但贵重金属金银铜始终都是稀缺之物。
所以现在中原的海商们，最喜欢在外面交易的货物就是金银铜。
运一船货物到倭国，本身就能赚上两倍之利，若是再运回一船铜来，转手又两三倍。
而如秦家这样直接跑过去跟倭人合作开矿的，赚的可就更多了。
秦家不止在倭国合伙开矿，在那边粗炼然后运回来，而且还跟倭国朝廷达成了协议，秦家还将运回来的铜铸成铜钱，再运回倭国卖给他们流通使用。
倭国现在比大唐还更缺钱用，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，倭国钱荒更加严重，缺钱严重的限制了他们的工商贸易等。
自己铸钱一来没技术，二来成本高，所以倭人喜欢用大唐的铜钱，开元通宝成色好，得倭国商人百姓喜欢。
日本无货，只有金银。
倭国在国际贸易中，十分尴尬，唐船带去的各种商货他们都想买，可自己却没有唐人想要的东西。
于是只好拿金银来抵，但日本之前金银开采量不足。
“我们这次运过去的货都是糖、茶和丝绸，利润都是三倍。”秦禄高兴的道，这一趟买卖跑的，不仅运回来一百多万斤铜，而且带去的货物也直接赚了三倍。
“出发到回港，来回一趟加上中间停留的只用了十天时间。”他兴奋着，十天时间，赚到的钱，却超过一个州一年的税赋收入，多么惊人。
何况这么一百多万斤铜，经过再次加工提炼后，不仅能得到不少的白银，而且通过铸币厂，铸造成开元通宝的话，以秦家的技术，能获得起码一成的纯利。
这么多铜起码能铸造三十万贯钱，这意味着这趟运回来的铜利润有三万贯。